1931年冬天，赣南山区的夜格外静。临时指挥部里，油灯昏黄，桌上摊着几份刚刚破译出来的电报。有人低声说了一句：“要是早几年就有这样一套电台，多少仗能打得更主动些？”这句略带感慨的话，说出了当时红军上下的一桩心事——有枪有炮，却缺“耳目”。而有意思的是，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人物，最初竟是作为国民党军官、带着束缚的双手，被押进红军营地的。
放在整个革命年代的大背景里看，这段经历并不算“惊心动魄”的正面厮杀，却关系到此后几十年我军通信、情报乃至战役布局的走向。一个俘虏，中尉军衔，技术军官出身，25年后佩戴上中将肩章，他就是后来被毛主席称作“红军的千里眼、顺风耳”的王诤。
一、从俘虏队列里走出的“报务员”
时间往前推回到1930年秋。赣南龙冈一战，红军大获全胜，击溃国民党第十八师，连师长张辉赞也成了阶下囚。战利品里，除了枪支弹药，还有一批在当时极为“金贵”的东西——九名电台人员和一部无线电台。
电台极重要，却成了让红军犯难的“宝贝”。设备缴获了，可山沟里缺的是会用的人。这时，毛主席专门交代，让时任红军总参谋部作战科长的郭化若去俘虏中看看，能不能找到懂无线电的技术人员，哪怕只会一点，也有价值。
在被押解来的俘虏队伍里，一个瘦高个年轻军官犹豫片刻，还是举起了手。他叫吴人鉴，江苏武进人，后来改名王诤。家境普通，不是什么显赫人家出身，走上军旅道路，一开始完全是为了谋出路。1920年代末，他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的军事技术学校，专门学习无线电通信，接触的是当时国内最早一批系统化的通信技术教育。
1928年，他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，按当时的说法，是走在技术军官道路上的“新式人才”。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军第九师担任电台报务员。两年后，他已是第十八师的一名中尉报务员，随部队驻扎南昌。对他而言，那原本是一条相对平稳的专业军官路线。
形势变化往往只在几天之间。红军进攻江西，战事突变，电台人员随着部队败退，又在战斗中被整体俘获。身份在一夜之间翻转，这些技术军官突然成了红军的俘虏。
郭化若找他们谈话的时候，气氛并不紧张，更像是一次目的明确的“挑选人才”。有人沉默，有人摇头，也有人打算观望。相较之下，王诤的态度要干脆很多。他在了解了红军的诉求、听了几番分析后，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处境：继续作为国民党俘虏，未来未必光明；而红军这边，确实需要通信人才。
很快，他做出了选择。既然要重新开始，不如索性连名字也一起变了。他改名“王诤”，取意“说话要直，做事要实”，多少有些自我警醒的意味。从这一刻算起，这名原本在国民党体系里成长起来的中尉报务员，开始转身走进了另一支队伍。
不久，他的同乡、同样精通无线电的刘寅也加入了红军。毛主席得知有两名无线电技术人才归队，十分重视，专门接见他们。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，毛主席语气半是鼓励半是期许：“革命胜利以后，全国的电台都要你们来管。”这句话在当时听起来似乎有些遥远，却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被一段一段兑现。
二、龙冈之后：电波上的“第一课”
有了人，还得有能用的设备。等王诤他们真正接触到那部缴获来的电台时，却发现问题不小。经过战火和粗糙搬运，电台损坏严重，只能收听，无法发报。对一个希望利用无线电来统一指挥的队伍来说，这种“半拉子工程”确实让人头疼。
不过，设备损坏只是暂时困难。很快，红军又在东韶战斗中缴获了一部完好的电台。新的电台到位，红军在无线电领域的摸索，总算可以从“零碎试验”走向系统实践。
1931年，红军第一个正规无线电通信队正式组建。王诤被任命为队长，开始承担红军总部与各部队之间的电报收发任务。这支小小的队伍，人不多，设备也谈不上先进，却肩负着打通各路红军“神经系统”的使命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并没有只把自己定位为“技术操作员”。在工作刚刚展开的时候，他主动组织了一个培训班，亲自授课，手把手教红军战士认识电路、操练键盘、抄收电码。许多后来在各路部队担任报务骨干的战士，最早就是在这样的简陋课堂上，跟着他一点点学起来的。
那几年，中央苏区面临接连不断的“围剿”。如果没有一套哪怕勉强称得上可靠的通信系统，许多战役部署会变得异常艰难。王诤带出的这批“第一代无线电兵”，在随后的战争中，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
时间来到1931年底至1932年初，蒋介石发动第二次“围剿”。国民党方面自信地认为，红军那种“泥腿子队伍”不可能拥有先进通信设备，于是仍旧大大咧咧地使用明码发报，甚至连一些调动信息都不加隐蔽。
对红军无线电队来说，这几乎就是一块主动送上门的“情报肥肉”。一次监听中，第28师电台与吉安留守处的电台正好通联。师部发报：“我们现驻富田，明晨出发。”吉安回问：“到哪里去？”师部答：“东固。”
这类简短对话，在国民党指挥系统里并不算特别敏感，但对正寻觅战机的红军来说，却等于准确标注了敌军行动路线。王诤捕捉到这段通联后，立刻整理成报告送往指挥层。毛主席看到这份情报后，当机立断，决定抢先占领东固一线的有利地形，准备实施围歼。
次日清晨，国民党第28师及友军47师一个旅进入预设圈套，红军发起猛攻。经过一昼夜激战，敌军大部被歼。这一仗，不仅打出了苏区军民的士气，也让人切实感受到电台情报的“分量”。在随后的总结中，毛主席专门让王诤站到大会前，向大家介绍这次战斗中无线电发挥的作用，并形象地称他为红军的“千里眼、顺风耳”。
在第二次“反围剿”期间，红军连续打了三十多场仗，机动作战行程超过三百五十公里。指挥若没有足够的信息支撑，很难做到如此灵活。有人说那是一部小小电台在战场上“放大的力量”，并不夸张。
三、从苏区到长征：电台背后的较量
第二次“反围剿”之后，红军对无线电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红军再次缴获一部电台，加上原有装备，王诤手中的“工具”丰富了许多。他开始尝试更复杂的运用方式：不仅是联络，还包括侦察、破译，甚至伪装。
1931年冬，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，加入红军。这支部队的到来，不仅增加了兵力，还带来了八部电台和几十名技术人员。对于当时物资匮乏的苏区而言，这简直是一笔“通信方面的大礼”。
有了更多设备，红军各军、各师之间的无线电联系逐步建立，中央苏区同周边地区的协同也更加方便。更关键的一步，是通过这些设备，红军成功与上海的党中央建立起无线电联络。为了打通这一“空中通道”，王诤和他的战友们长期坚持呼叫，几乎到了“夜夜不歇”的程度。
然而，设备增加并不意味着万事顺利。第三次“反围剿”期间，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。物资匮乏问题凸显出来，电池、电台配件、发电用的纸和铜材，都成了难以获得的东西。没有电源，再好的电台也是摆设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王诤没有停下来干着急。他根据自己在学校学过的电工、电机知识，从现有材料中一点点挤潜力，自己画图，手工制作简易发电机，想方设法把一些报废设备修到“能用就行”的状态。后来回忆这段经历的人说，他在工作间里忙到深夜是常态，有时干脆睡在设备旁边。十几部小型发电机在这样“土法上马”的条件下被鼓捣出来，为整个苏区的无线电联络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。
时间来到1934年，中央苏区第五次“反围剿”失利后，中央机关被迫转移。就在这一年，王诤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随后担任军委通信联络局局长，开始全面主持红军的通信工作。这时，他已不是当年那个刚刚从俘虏队伍里走出来的年轻军官，而是肩上扛着整套系统运转的负责人。
1935年初，遵义会议召开，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。会后，红军在毛主席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等人指挥下，展开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。许多人熟悉的是战场上的“忽东忽西”，其实在电波背后，也有一场不见硝烟的较量。
当时，国民党方面不仅调集了大批追兵，还依托自身较强的无线电侦察能力，企图通过监听和测向掌握红军的动向。王诤在这一阶段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：一是确保红军自己内部通信畅通，即便在部队快速机动、环境恶劣的条件下，也要保证总部指令发得出、部队回报收得到；二是在敌我电波斗争中设置“假象”。
为了配合毛主席制定的“声东击西”战法，他精心安排了一套伪装电台方案。有时只用一部电台对外发报，却在电台内容和呼号使用上，有意制造“总部所在地就在某一地区”的假象，让敌军侦察部门误判红军主力位置。国民党方面根据这些伪装信号部署兵力，结果往往一头扑空，为红军摆脱重围、突然转向创造了条件。
据当时参与破译工作的同志回忆，那段时间从敌军电台截获来的报文里，时常能看到对“红军行踪不明”的烦躁语气。这种烦躁，某种意义上就是红军通信、情报工作取得成效的体现。
长征结束后，王诤领导下的无线电系统已经在实战中接受了反复检验。无论是战役突围，还是纵深机动，电台都在其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。可以说，红军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保持相对统一的行动节奏，与这套“看不见的指挥线”分不开。
四、陕北“听风”与解放后的将星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我军由红军整编为八路军、新四军，作战区域不断扩大，通信任务也随之更加繁重。早年在苏区练就的无线电队伍，此时已经成为一支经验丰富、技术较为成熟的“听风部队”。王诤在此阶段继续从事通信工作，积累了更多在大兵团作战条件下的组织指挥经验。
进入解放战争时期，特别是中共中央在陕北领导全国解放战争的那几年，无线电的作用更为突出。西北战场上的国民党重将胡宗南，极力想在陕北找到党中央的确切位置，妄图“一战定乾坤”。为此，他一方面组织大规模军事进攻，另一方面也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优势，对我军开展电波侦察。
有资料记载，胡宗南调集了大量破译人员，又从美国购入无线电侧向测向装备，试图通过侦听、测向、破译相结合的方法，锁定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各主力部队的行动路线。他非常清楚，一旦切断我军通信联络，就可能严重干扰解放军的战役部署。
面对这种威胁，王诤再次展现出极强的应对能力。他在陕北时期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，就是故意制造电台位置上的“真假难辨”。一般来说，使用侧向测向设备，只要对方电台持续发射，经过几次测向，就有很大概率圈定目标大致区域。针对这一点，他提出并实践了多点错位发报的办法。
具体做法是：同一套通信任务，配备两部甚至更多电台，一段时间在某处发报，之后迅速停机转移，在另一处由备用电台继续接替。有时还会让位置相隔较远的电台轮番发射与总部相关的呼号和内容。这样一来，从测向数据看，似乎有多个“总部”在不同区域活动，真正的指挥中枢反而被掩护在这些复杂信号背后。
有人形容这像“在荒野里点了许多虚假的灯火”，让对手在电波世界中迷路。胡宗南一方虽然设备先进、人员众多，却始终难以准确掌握我军通信网络的核心位置。陆上围追堵截一次次落空，电波上的“围剿”也屡屡扑空，这其中便有“听风部队”的功劳。
不得不说，在那个技术条件远不如对手的年代，王诤带领的无线电队伍，更多的是用巧劲、细致和韧劲，弥补硬件上的不足。他们既要保密，又要高效传递命令；既要监听敌情，又要避免暴露自身，这种高强度的工作长期持续，对人的体力和精力是双重消耗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主席曾经打趣又认真地说：“革命胜利以后，要给王诤颁发一个最大的奖章。”这句话不是场面话，而是对几十年间电台背后那份沉默付出的认可。
1955年，我国首次实行军衔制。综合战功、资历、岗位等多方面因素评定军衔时，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。从1930年作为国民党中尉报务员被俘，到1955年肩章上闪耀中将星，这中间隔着的不仅是25年的时间，更是整整一代人的浴火奋进。
授衔以后，他并没有“功成身退”的轻松，而是继续在通信、电子技术和相关部门负责工作，参与规划新中国国防通信事业。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并不把自己简单视作一名传统意义上的“战场将领”，更多是把精力放在建设一整套现代化通信体系上。
从龙冈战场上的俘虏，到苏区小小通信队的队长；从长征路上的伪装发报，到陕北电波战里的“听风布局”；再到新中国成立后，投身国防通信建设的中将，这样一条轨迹，折射出一个技术军官在时代洪流中的位置变迁。无线电从稀罕物变成必备装备，通信从“奢侈手段”变成军队的基础设施，他既是见证者，也是推动者。
在那个年代，许多名字最终被刻在丰碑上，有的是以冲锋陷阵的姿态留下，有的是以决策筹谋的形象被记住。王诤的特点在于：更多时候，他出现的位置是在地图旁、在电台边，在那些只有清脆电键声相伴的夜里默默工作。这样的角色，往往不在最显眼之处，却实实在在影响了战争的走向。
王诤晚年依然保持着严谨作风，在自己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工作做细、做实。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他的人生都与“通信”二字紧密相连。仔细回想，他之所以能在红军初创时期脱颖而出，一个重要原因是既有专业本领，又愿意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不断琢磨、不停实践。这种结合，在任何时代都不算多。
技术改变战场，时代成就个人。无线电的电波肉眼看不见靠谱的配资平台，却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，一次次改变战局的走向。王诤和他带出的那支“听风部队”，恰好站在了这种变化的前沿。
华林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